進城務工人員多因文化層次低，又短缺技術，從事的多為重體力勞動扎不了根的城市
作為一個文化人，劉佳寶一直要求自己的生活“要講究一些”，除了要求衣著得體，他還養成了不在公共場合抽煙、面帶微笑、舉止儒雅，出門前在衣領及手腕噴香水的習慣。這個來自于志丹縣的小伙子是“兄弟四人中最有出息的”，雖然其余三個兄弟無論是修手機、開貨車，還是做機修工人，哪一個都比他工資高出許多。
劉佳寶的父親認為26歲的兒子生活不接地氣，對未來的打算一直不靠譜。這位老農和妻子一輩子在鄉間山溝里勞作，操持著二十多畝莊稼地和三十多畝蘋果園，“年收入幾乎是幾個兒子的總和。但沒一個兒子愿意回到老家搭把手。”年屆七旬的老人一邊擦著黑紅色臉龐上的汗水，一邊指著成排的新房對記者說：每個兒子兩間房，家具都是新的，可沒一個愿意回來住，個個都在城里掏錢租房。
大兒子說自己在外跑車，兒媳還要照顧兩個在城里上學的孩子，“呆在城里也不是享福，還不是為了讓孩子有個優越的學習環境。鄉下的小學因為連年學生減員，都要被撤掉了”；二兒子回答更簡短：自己夫婦是公職人員，回家豈不等于把努力多年的工作扔掉了；小兒子的手機維修店剛開業半年，個人創業已經步入正軌。劉佳寶一攤手解釋道，自己大學畢業，回家種糧食務蘋果，真是要大材小用了。父親搖著手挨個指點兒子們說：養這么多兒子有什么用？
父親的話讓劉佳寶心里非常沉重，理想在艱難的生活面前顯得太過遙遠：房租每月600元，水電網稅每月200元，每月吃飯最少600元，交通費少不了50元，最要命的是經常有應酬，“每個月都過得緊緊巴巴”。
半年前女朋友給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把20萬元的購房首付款交了，兩個人就吹。劉佳寶想到女朋友催著自己盡快結婚，僅結婚就要花費20萬，他想搏一把賺一筆大錢，結果和朋友投資的一個凈菜銷售系統運作中途夭折，兩個人幾乎凈身而出。接受記者采訪時，劉佳寶在為自己又一個投資項目努力，“成功了能讓我咸魚翻身。我這樣有頭腦的文化人如果不能在這城市扎根，真說不過去吧？”
回不去的鄉村
“我的兒時，點油燈，砍柴放牧，學趕牛耕田，步行去上學，和我的父輩、祖父輩乃至曾祖父輩的生活形態沒什么差別。而我進城后，開汽車，用互聯網，和美國紐約的同齡人生活狀態也無什么差別。而我感受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的變化則更為巨大。”作家十年砍柴2011年根據自己的經歷寫出《進城走了十八年》一書：“城市對我們來說就意味著繁華、文明，意味著擺脫農村的勞作，用我父親的話來說：扔掉鋤頭把了?！?/p>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進城不再是農村精英的專利，大批農民集群式進城務工，做生意，當保姆……以眾多生存模式，開啟了進城淘金的大潮。
春節回家過年，很多農村青年都會感嘆，村子變了：欣喜的是泥巴路得到了硬化，污水經管道流向村外池塘；不幸的則是成堆的垃圾已經讓昔日小橋流水的美景不復存在。他們要面對洗澡和如廁的不習慣，還要忍受沒有了熟悉的生活圈、朋友和隨時看到的演出展覽，甚至是日常消費品牌短缺帶來的尷尬。
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2年的52.57%，但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卻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7億人中，有大約2.2億人仍然持有的是農村戶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曾感慨：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鎮戶籍人口所能夠享受到的市民權利和公共服務。不少兩院院士認為，近些年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土地城鎮化”遠大于“人的城鎮化”。
以追求自給自足為主導思想的農耕文明，雖然從積極方面而言，其核心價值可以外在表現為“與世無爭”、“寧靜淡泊”和“知足常樂”，但從消極方面而言，它同時也暗含了“隨遇而安”、“自我封閉”甚至“不思進取”。新興的工業文明則以追求生活質量為主導思想，雖然在利益刺激與享樂思想的影響下，常常被人詬病于“利欲熏心”與“貪圖享樂”，但在提高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營造人的精神內心世界上，較之于農耕文明，卻無疑有著更能體現“人本”思想的先進性。
《鄉愁里的中國》作者葉一劍在解讀城鎮化進程時強調：心安之處是故鄉。應考慮如何將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的故鄉，在我們的城市中重建。
文/圖本報記者孫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