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看N遍？王磊說，因為如果你不進行反復地閱讀、比對，就無法發現隱藏在卷中的那些錯誤和疑點，所有的這些沒有被發現的東西，將來都可能成為錯案的隱患。但這僅僅只是死刑復核法官工作的一小部分，除了閱卷，還有提審、開庭、合議、寫閱卷筆錄、補充調查、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協調，寫審理報告，與被害人、被告人親屬談話，接待律師、調解、寫判決書、宣判、送達等等一系列辦案的環節。當然，法官還少不了開會、政治學習、寫心得體會等等諸如此類的活動。
王磊說，記得他剛當法官的時候，合議庭開庭審理一起殺人案。一個學生沉迷于賭博游戲機，打游戲欠下許多債務。學生一氣之下，將開游戲廳的60多歲的老板打死。合議庭宣布休庭還沒離開法臺時，被害老頭的兒子突然從旁聽席上站起身，帶領著一幫青年在法臺前撲通跪倒說：“審判長，我給您磕三個響頭，希望您主持公正，判處被告人死刑。”
無力挽救母親生命
“2015年5月，工資1529元，津貼2880元，共計4409元。這是我辭職前在高院工作的月收入。”王磊說，關于是否應該給公務員漲工資的問題，社會上已經有很多爭辯。但他認為，公務員的工資到底夠不夠花，其實不是一個理論思辨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
王磊說，他大學畢業剛進法院工作的時候，月收入900多元，15年后漲到現在的4000多元。剛工作那會，上下班騎自行車，早晚兩餐在家吃，平時在家住，衣食住行方面沒有太多要用錢的地方。需要用錢的就是每天的午餐（當時省高院還沒有食堂）、電話費等等。
第一次感覺到經濟壓力是買房子，首付要交20萬，然后按月還款。在我們的國情中，買房子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在相親說媒中，好像沒有人不提有沒有房子的事。房子，是老百姓的必需。
“但是依我當時的收入，從工作開始不吃不喝不消費也攢不了20萬。辦法只有一個，繼續靠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二老把畢生的積蓄都拿出來，給了我15萬，姐姐資助了5萬，就這樣，支付了房子首付。”王磊說，
2009年，就在王磊利用業余時間全力考博期間，母親被查出了腫瘤，惡性。開始時，他考慮的問題只有母親的生命。因為，母親是國企退休職工，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但是，后來的醫療過程讓他對錢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這種認識，最終讓他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職業規劃。
上手術臺之前，先交6萬。手術之后，放療、化療，每次至少1萬。10萬元，只夠一個月的醫療費。
這還沒有算營養費、護理費、伙食費等等。王磊說他和姐姐都是上班一族，不能長期請假，只能晚上陪夜，白天需要有人做飯、送飯、陪護、跑醫院的手續，年邁的父親一個人是不可能做這么多事情的，只能請人，一個護工，一天200元，一個月6000元，比他一個人的月收入還多；癌癥病人做完手術化療期間，需要補充營養，再省也是要買的；母親的伙食、父親陪床的伙食、交通，到處都是用錢的地方……
“結束第一階段治療后，有次媽媽血壓突然驟降，趕緊打120送媽媽去醫院掛急診，當時覺得帶5000元應該足夠，可是后來這5000元只支撐了2個小時的治療。第二個用藥單下來，再交5000元，第三個單子下來，8000元。住過院的人都知道，單子下來不繳費是不用藥的，只能看著病人在痛苦中掙扎。那天是個凌晨，醫院的POS機出了故障，在用完了身上帶的5000元后，我去ATM機上取款，看到卡上只剩不到1萬元，我感到了無限的恐慌。”王磊說，
“當時的我，白天仍然在忙碌地審理著一個又一個死刑案件（法院案多人少，不可能長期請假照顧媽媽），下班以后就陷入對錢的無盡憂愁。”王磊說，辦法只有一個，借！不停地借，到處去借，借多少算多少。母親與癌癥抗爭4年，他和姐姐也欠下大筆債務。
王磊說，如果不能全身心投入，他寧可辭去這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