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圖片均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本報記者 沙莎
死亡在西安高陵涇渭交匯的地方以讓人驚駭的密度存在，文明的秘密借由死亡被追索。生與死，在楊官寨以辯證的關系存在，穿越楊官寨2000多座墓地，一座5500年前占地100余萬平方米的生機勃勃的城市重新出現在了世人面前。
難道僅僅是留戀最后一抹夕陽
走在這里需要格外當心，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踩到5500年前的楊官寨人。這里的墓地更像是一場死亡的大游行。
楊官寨墓地的考古工作是躺著與枯骨面對面進行的。之所以采取這樣奇特的姿勢，是因為這里的墓葬形式絕大部分為偏洞式。當年應該是先挖一個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后，再向北掏挖洞，然后安葬死者。
有趣的是，在關中地區，這樣的偏洞式墓葬并不多見，倒是在廣袤的甘青地區有類似的發現。王仁湘，著名史前考古專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在他的研究中，甘青地區常見這樣的墓葬形式。
這是毫無聯系的偶然，還是時間指示的文明流向？
“楊隊長，這個手骨也移位。”考古現場的工作人員不時向楊官寨考古隊隊長楊利平報告。楊利平鎖著眉頭仔細觀察，墓室中的人手骨遠離手腕，被放在了腿部附近。這樣的移位在楊官寨墓地很普遍。為什么有這樣殘忍的喪葬？
是習俗？是變故？或者是一種神秘的儀式？是傳統的習慣，還是受外族影響？楊官寨人留下了線索卻沒給出答案。
除了骨頭的移位，讓楊利平覺得更耐人尋味的線索是墓葬的方向。夕陽下的楊官寨墓地，光線恰恰照在逝者頭部。
難道僅僅是留戀最后一抹夕陽？
在楊官寨遺址地圖上，楊利平做起了連線。逝者頭部所向，正是楊官寨環壕（護城河）的西門遺址，這里恰恰曾經出土層層堆積的陶罐等器物。對比這些普通墓室幾乎無一隨葬的窘境，這些器物會是為誰埋下的呢？
“或許他們面朝的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楊利平做出大膽的推測。
彩陶上的文明密碼
到底誰是楊官寨的主人？考古學家從遺跡點點滴滴的線索中找尋著5500年前的信息。
西門遺址的出土彩陶無疑是最重要的線索。
在關中黃色的土地上，紅褐色的陶罐顯得非常耀目。2004年，在涇渭產業園北區二號路的建設工地上突然挖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陶罐。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接到消息后，迅速趕往現場進行保護性考古發掘。
開始推測這里可能是灰坑。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過去人類的很多活動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儲存東西，或者為了取土。后來隨著時間流逝，這個坑逐漸被填平，但其中經常埋藏著當時人們生活的遺留品，比如陶器的殘片等。通過這些，我們可以推斷出當時人們的活動內容。這種坑的土質都發灰，所以叫灰坑。”楊利平說。
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推進，專家開始懷疑這里不僅僅是灰坑那么簡單。
“當時的發掘現場把我們都驚呆了。陶器發掘了一層又一層。有的一處探方內有20多件史前陶器疊壓在一起，而且包括各種類型的組合，這在考古界是非常少見的。”考古隊郭小寧回憶當年的發掘情景也十分感慨。根據省考古研究院的報告，楊官寨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罐、盆、瓶、缽、甕、釜、灶等日用器，大多呈紅褐色，已修復1480余件。
這里應該是當時人們組織祭祀的地方！考古專家們修正了當初的推斷。這里的器物也具有了更重要的價值。
在楊官寨考古隊的工作室中，數個陳列架整齊地擺放著修復好的陶器。庫房中，幾乎堆滿了裝著陶器碎片的箱子。楊利平說，這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庫房中。
仰韶文化標志性的紅色成為楊官寨的底色。細細端詳這一片片紅色的陶片，各種花紋、圖樣呼之欲出。這些圖案意味著什么呢？
甘肅省彩陶研究會副會長蔣書慶的《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一書中寫道：“彩陶紋飾在后彩陶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方式保留了下來，也許是一種對共同起源的想象與追憶，這也常被認為是凝聚族群共同認知的根本情感源頭。”
考古專家相信，楊官寨的秘密就在這些彩陶上。
花，勾勾連連，綿延不絕，在楊官寨出土了大量的花瓣紋圖案的陶器。事實上，熟悉仰韶文化圖案的專家都知道，在仰韶文化最興盛的廟底溝文化時期，各種花瓣紋為特征的彩陶是當時的時尚。
考古是需要想象力的學問，考古專家的聯想不亞于最偉大的偵探。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認為，“花”與“華”為同音，今日所言之“華人”，實為“花人”，而這里的所謂“花”，放在史前文化中來看就是廟底溝文化的花瓣紋。
考古也需要完整的證據鏈。更重要的證據點，出現在楊官寨的兩個繪有“龍紋”的陶罐上。
“魚鳥大戰”，這是陜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王煒林對仰韶時期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彩陶的生動概括。王煒林說：“魚紋彩陶是半坡文化的標志，鳥紋是廟底溝文化彩陶區別于半坡文化彩陶最典型的紋飾，這一時期鳥紋在關中地區廣泛分布。有意思的是，我們在很多陶器上看到鳥吃魚，甚至是魚吃鳥的圖案，它應該代表的是分別屬于以魚和鳥為圖騰的不同部落氏族斗爭。”
問題是，被判定為廟底溝文化的楊官寨既沒有“魚”也沒有“鳥”，而是出了一條“龍”。
其實不用費力就可以聯想到“龍”可以飛翔也可以潛水，不正具備了“鳥”和“魚”的特征嗎？
王煒林認為，“龍”的誕生是中華文明史上不同文化集團融合的標志性事件。在省考古研究院，楊官寨的那個5500年前的“龍”在紅色的陶罐上做著向上騰躍的姿勢，頭頂突出的兩個角炫耀著自己的光榮。它張大了嘴，面對著不遠的“龍珠”。那形態竟讓人看得驚心動魄，這一次“龍騰”讓中華文明整整綿延了5000年。
這條“龍”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中間，而和它一起出土的那些“花”則東去海岱地區，向西到甘青，北上至紅山，南下至長江三角洲。那些幾乎“雷同”的花朵，表達著文化上的同源。在這張“花”的分布圖上，楊官寨的“花”文化的核心地位不證自明。
考古學家認為，廟底溝文化如禮制般規范的彩陶所影響的區域基本與《史記》中記載的黃帝活動區域“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一致。
眾多證據指向了黃帝。
誰能建起仰韶時代最大的城
楊官寨到底是不是黃帝的都城呢？這個問題足夠考古學家爭論很久。對于楊官寨來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以100多萬平方米的面積成為仰韶時代最大的城。
環壕聚落，城的早期雛形。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都出現過環壕聚落。然而楊官寨的環壕聚落在那個時代算得上大得驚人。半坡大約3萬平方米，北首嶺大約3萬平方米，姜寨大約5萬平方米。
更重要的是，楊官寨的環壕聚落已經擺脫了依地勢而建的狀況，而有了“城”的樣子。經初步鉆探，環壕聚落平面形狀大致呈梯形，基本為南北向布局，周長約1945米，壕內面積24.5萬平方米，壕寬約10米至13米、最寬處約15米，深3米至4.6米。環壕西部發現門址1處，寬2.7米左右。
王煒林介紹說：“楊官寨有明顯的規劃，其聚落平面整體呈對稱梯形，南北壕溝基本為東西向平行，呈對稱分布。這不僅改變了半坡文化聚落在規劃上借勢河流與自然防御向心布局的傳統，也開了中國古代城市方格網式布局的先河。”
這么大的環壕用來防御什么？
看過半坡的環壕、壕溝，人們多數的猜測是用來防御野獸的。楊官寨寬10多米的壕溝，其防御對象指向了人。聯想前文墓地中斷手的人，城壕、戰爭、戰俘成了與環壕對應的畫面。
誰能建起這么大的城？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占奎說：“楊官寨壕溝的體量和范圍很大，修建工作量驚人，顯示出來一定有一個組織者進行設計、安排，這意味著有社會權力的統一指揮。”
顯然這樣的城，僅楊官寨人是很難建成的。楊利平說：“我計劃做一個實驗考古，讓一些人按照最原始的方法挖溝，他們將采用5500年前的工具，用竹筐運土，看看每天能干多少。初步推算，以楊官寨這樣大的面積所能居住的人口，完成周長1945米的壕溝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猜測，楊官寨周圍一定有一些衛星城，它們為楊官寨提供一定的勞動力。”通過考古隊的考古調查，楊官寨周邊的遺址都只有數千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60萬平方米，似乎楊官寨就處于“金字塔”的頂端。
也就是說，楊官寨的首領們對這些衛星城有控制與調動的力量。
抵御外敵，管理周邊城市……楊官寨強大的政權功能不斷呈現。2014年，楊官寨發現中心水池。即使在空曠的考古現場，這個水池也顯得非常大。沿著幾級取水臺階而下，平視這座5500年前的水池，一個繁華而有生機的城市仿佛就在眼前。人們拿著紅色的陶罐在這里取水，也有孩童在這里嬉戲。
這座中央水池面積約為365平方米，深3.8米，初步計算容積為1000立方米左右，儲水池附帶有95米長的排水設施。
楊利平說：“水池遺跡位于遺址的中心位置，可能是環壕聚落內部集中供水的設施，體現了環壕聚落的精心設計和巧妙布局。”
王占奎說：“從聚落演進過程來看，楊官寨大環壕的發現對中國古代城池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義，讓我們看到了由池到城再到城池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一發現在中國史前研究方面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楊官寨無疑是當時的大都市，這里不僅能抵御外敵，也有便利的生活條件，它的規模也讓周圍的小城向往。而中國史前能有這樣建城能力的人，史書記載并不多。
《黃帝謠》這樣寫道：“善稼穡，五谷長，筑宮室，居有房。造司南，辨八方，制舟車，通行暢。衣食足，民安康，滄海平，天地祥。”
也許這樣的推測還顯得牽強。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以楊官寨為代表的廟底溝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上應該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中華文明的源頭在這里以標識性的存在照亮了整個史前文明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