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絲路的興衰史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是塑造絲路形態的主導力量，“中國興，則絲路興”。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發展勢頭依然強勁，中國的和平崛起為絲路的再次興起提供了前提條件，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陜西以及西安有光輝的明天。現在我們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轉變思維模式，敢于提出突破性的發展戰略，從向東跟著中東部地區走向世界的模式轉過身來——向西，向西，再向西。

　　絲綢之路是漢代漢中人張騫懷著神圣的國家使命，歷經九死一生才開辟出的世界性貿易通道，從秦嶺腳下直至天山南北，再穿過無盡的荒涼沙漠，蜿蜒到地中海邊。

　　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長安，作為起點被賦予了物資集散點和文化交匯點的功能。雖然兩千多年的滄桑歲月，絲路時興時衰，幾度切換，但凝聚成的影響力無處不在，時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當歷史車輪滾進21世紀，中亞西亞逐漸成為能源供應中心和各種產品的巨大消費市場，同時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鐵出現，導致了世界交通運輸格局的改變。

　　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對中亞五國的成功訪問，提出了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設想，標志著絲路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

　　在這種背景下，研究絲路的興衰嬗變，找到絲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擺在絲綢之路起點陜西人面前一道緊迫而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為此，我們專訪了省工商管理局副局長、西北大學碩士生導師徐君峰，聽他對這條綿延了兩千多年、幾經興衰嬗變的大通道進行的歷史地理學解讀。

　　絲路之名：象征著華麗富裕的中國

　　記者：絲綢之路對于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對這條路名稱的由來以及具有哪些文化表征可能了解的并不很詳細，您對這點有什么樣的認識和研究？

　　徐君峰：絲綢之路是指漢代從陜西長安經過中亞、西亞至地中海沿岸諸國的貿易之路。雖然絲路是古代中國人開通的，但是名稱卻是近代西方人命名的。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首次使用，描寫從中國到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以及印度之間的交通。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將絲路又延伸到了西亞和地中海沿岸。

　　清末民國初年以來，興起了對中亞地區的考古，已冷清了多年的絲路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一批西方探險者深入亞洲腹地，開展了學術研究。隨著研究內容的深入，出現了玉石之路、寶石之路、皮毛之路、瓷器之路、佛教之路、絲綢之路等不同的命名，雖然眾說紛紜，但最終被普遍接受的還是絲綢之路。應當說絲綢之路的稱呼準確地表達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內涵。

　　記者：起初這條路運輸最多的可能不止是絲綢，比如寶石、瓷器、香料等等，但為什么最后被普遍接受的是絲綢之路呢？

　　徐君峰：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織絲的國家，三千年前商代甲骨文就有蠶、桑、絲等文字的記載，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時，希臘以及羅馬的古書中提到“賽里斯”一詞，翻譯成漢語即絲國之意，就是對中國的稱呼。絲綢不僅是中國獨家生產奇貨可居利潤大的商品，在西方人眼里更被看作是東方國度的文化表征，輕柔光亮、色彩絢麗的絲綢傳入西方，受到了追捧，形成了以穿絲綢為榮的社會風氣。

　　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說：“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絲綢幾經轉手到了羅馬貴若黃金，普林尼估算每年高達十萬盎司黃金流失，以致政府曾多次下令禁穿法令，但無法根絕。可以說命名為“絲綢之路”，寄托了西方人對華麗、富裕、神秘中國的美好想象。

　　絲路之興：超越軍事之外的意義

　　記者：絲綢之路的開通，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整個亞歐大陸的政治、文化、經濟的交融溝通都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可能是當時的漢武帝和張騫都沒有想到的。

　　徐君峰：是的，可以說絲綢之路的開通完全是個意外，張騫通西域的本意是要聯合大月氏共同對抗匈奴的，純粹出于軍事目的。

　　具有戲劇性的是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都沒有實現軍事上的預期目的，但無意中打開了中西交流的大門，豐富了古代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并擴大了視野和活動范圍，使民間自發的局部交通聯系轉化成政府強力維護的東西方交流的大動脈。從此以后，漢朝和中亞各國相互間使節頻繁地往來，團隊大的約有數百人，小的也有百十人，形成了一股中西文明交流的洪流，在人類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華麗篇章。

　　記者：具體來說，絲綢之路在當時哪些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徐君峰：這種影響是非常廣的。首先，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絲路沿線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曾經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國文明等許多古文明。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冶煉技術、坎兒井技術等沿著絲路向西傳播，同時也從西方汲取了外來文明，如天文學、歷法、數學、醫藥、制糖技術以及音樂舞蹈、工藝品等。

　　第二，繁榮了中西之間物產直接交流。張騫通西域后，中原和西域的許多動植物品種實現了雙向流動，中原的桃、梨被引入印度，桂皮、黃連被引入阿拉伯國家，引進到中原地區的有胡豆、胡桃、胡瓜等蔬菜瓜果以及驢和馬等動物，比如最為著名的“汗血寶馬”。

　　第三，為各種宗教文化傳入中國提供了條件。絲路雙向流通的不僅僅是物質文明，同時也是精神文明。隨著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佛教、伊斯蘭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各種域外宗教涌入中國。佛教傳入中土以來，逐漸和儒家、道家的思想結合起來，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對中國的哲學思想產生了根本性影響。

　　第四，拓展了中原的戰略空間。公元前121年春，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征西，漢朝占領河西走廊后，本想勸烏孫重回故地，遭到拒絕后，漢朝先后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徙民屯田使大片荒野變成良田，防守西陲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就地取給，使漢朝版圖延伸到西域邊緣，同時阻絕了匈奴與羌族的聯系。狹窄的河西走廊猶如一把長長的戰斧，把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聯系劈開，使草原弧形包圍圈形成巨大的缺口，破解了匈奴借助草原弧形包圍圈在長達數千里戰線上的東西呼應，導致了整個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保障了中原的安全，增強了漢朝和匈奴在西域的勢力斗爭中的戰略地位，還對匈奴形成了反向包圍，為戰略反擊創造了前提條件。

　　此后絲綢之路歷經兩千多年的滄桑歲月，時興時衰，幾度切換，但凝聚成的影響力無處不在，時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絲路之盛：長安上空的波斯音樂

　　記者：絲綢之路的開通，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長安。您可不可以為我們描繪一下彼時長安的勝景以及這條黃金大通道對長安的影響。

　　徐君峰：漢代隨著絲路的開通，前來中國的使者和商人絡繹不絕，有希臘人、印度人、大月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羅馬人，其中不少人滯留在都城長安，甚至出現了專管蠻夷商賈的行政機構大鴻臚和一條專供重要商賈居住的蒿街。他們傳來了外域的樂器和舞蹈，長安上空響起了波斯的琵琶聲和印度的笛聲。雜技中的走鋼絲、倒立、扛鼎以及吞刀、吐火等幻術也出現在街頭上。

　　到了盛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達到了高峰，慕名前來交好的國家和地區達300多個。高僧唐三藏通過絲路前往印度取經，上演了真實版的西游記，不僅帶回了600多部經書，還寫出了印度等地風土人情的《大唐西域記》，并按照印度佛塔的樣式建造了大雁塔，至今還巍然屹立在長安城中。

　　記者：絲路文化在長安匯集，并不斷向外輻射，一直通達到日本、韓國等地，這種輻射的內在動力來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