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興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與外部世界建立起了廣泛的聯系。西漢之于中亞、西亞、阿拉伯以及地中海地區，唐代之于日本、印度、東南亞以及 阿拉伯地區，明代之于東南亞、東非，清初之于沙皇俄羅斯等等，均屬此類。陸路的和海上的“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國與世界，通過它們，中國承認了外部，外部也 接受了中國。貨物交換、人員交往、文化交流、情感交融，中外共同創造和傳承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1978年以后，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 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對外開放政策的引領下一步步走向世界。進入到21世紀，新的國內外形勢要求中國更緊密地與世界聯系在一起，“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可 以視為其中的一個重要舉措。

創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是中國外交思維的轉型

新的“絲綢之路”是古代陸路“絲綢之路”的拓寬和延長，超越了中國的西北、西南、中亞和西亞，擴展到了整個歐洲，將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連在一起，形成了 一個擁有自然、礦產、能源、旅游等重要資源，發展前景廣闊的經濟大走廊。更為重要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價值和意義會遠遠超出經貿領域，也將成為東西 方之間政治溝通、文化交流的橋梁。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指出，用創新模式共同創建這樣一個經濟帶，可以使歐 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

從外交戰略上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表明中國開始主動地去構建一個地區的外交戰略。這是一種戰略思維的重大轉變，凸顯了大國外交的魄力，為中國今后發展地區外交乃至構建全球戰略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包容差異，構建長期戰略目標

雖然合作潛力大、發展前景好，但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絕非易事，需要亞歐各國加強相互信任，齊心協力夯實它的社會基礎。從身為倡導者的中國來說，思考和踐行以下幾個方面十分重要。

“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面大，牽扯到的國家和地區多，所及領域也各不相同。因此，中國應當立足于長遠，把它當作一個戰略性的目標。從時間上看，如果以張騫 公元前140年首次出使西域為起點的話，到連接甘肅、新疆、中亞、西亞直到地中海地區的“絲綢之路”的定型，經過了西漢、東漢兩個朝代，歷時三百多年。所 謂定型，就是指基本確定下了這條路的走向，打通了主要的通道。以后的各個朝代和其他相關國家進一步拓展和完善更是費時逾千年。“絲綢之路”承載的主要是實 物買賣，其他方面的交流多為間接或隱性的。然而，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空間范圍大大地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所承載的不再是實物買賣，各種交流中， 間接的變成了直接的，隱性的變成了顯性的。比如，能源合作、經濟貿易、互聯互通、區域合作、金融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教育合作等等，都是實實在在 的，而且規模在不斷擴大。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如此廣闊的國家和地區串聯起來，將如此廣泛的交流與合作領域統合起來，絕非短時間可以完成的，整體上看 只能是一個戰略性的目標。甚至可以說，實現這個遠大目標可能不是一代人或兩代人的宏偉事業，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無論是將“絲綢之路經濟帶”比 作一條遠距離高速公路，還是把它比作一座萬丈高樓，都需要中國和相關國家長時間地一鍬一鎬構筑它的堅實基礎。

“絲綢之路經濟帶”所及國家不僅眾多，而且在國家規模、發達程度、歷史傳統、民族宗教、語言文化等諸多方面差別巨大。因此，中國應當認清這些差異，有針對 性地交往與合作。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干道”輻射所及的歐亞大陸，大的國家人口從幾億到十幾億，領土面積從幾百萬到上千萬平方公里，小的國家人口一 兩百萬甚至幾十萬，領土面積幾萬平方公里；發達的國家GDP總量數千億美元，人均GDP幾萬美元，不發達的國家GDP總量不足百億，人均GDP不超過一千 美元；古老的國家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新生的國家獨立不過一二十年，如此等等。另外，“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國家還有許多軟性的或者說隱性的差別，比如， 儒教、佛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和天主教文化并存，各國歷史傳統和政治文化迥異，多種多樣的現行國體和政體，甚至還有千差萬別的生活習俗。毫無疑問，這些國 家在加強相互交往、增進友誼、促進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全與穩定等方面有著廣泛的共識，但是，在具體實施辦法和途徑上卻不盡相同，各有各的重點。 “絲綢之路經濟帶”必須建立在這些差別之上，必須能包容不同國家的不同需求，而不能以我為主。比如，在中國，發展是“硬道理”，可在某些國家或者環保是 “硬道理”，或者享受是“硬道理”，或者穩定是“硬道理”。這些差異無所謂誰對誰不對，都是國情不同使然。“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的， 是由所及國家共同的和各自的需求所鋪就。

    構筑“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影響因素

構筑“絲綢之路經濟帶”，還必須充分考慮各種影響或制約因素。

第一，國內政治因素。在構筑“絲綢之路經濟帶”過程中，中國要與之打交道的國家多執行政黨政治，執政黨在臺上執政，反對黨在野“監督”。在那些政黨政治不 是很發達或很不發達的國家中，許多重大的內政外交政策往往由于朝野斗爭而缺乏延續性。圍繞“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發生的交流與合作多半都是長線的，而一些 國家受不成熟政黨政治影響的相關政策卻是短線的。這種不匹配對經濟帶建設的順利實施會在不同程度上產生消極的影響。

第二，地區政治因素。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今世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國家相互關系總體上說是好的，但由于各方面差異、歷史糾葛以及發展重點的不同，不同國家之間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上難免有不同看法或做法，甚至出現矛盾和沖突。

第三，國際政治因素。如果從地緣政治上看，“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要東亞、中亞、西亞、東歐、中東歐、中歐、東南歐和西歐等不同區域國家的共同構建，因此，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區域之間的分歧、矛盾和沖突的制約。比如，圍繞克里米亞分離事件，西歐與俄羅斯的對峙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類似的復雜情況，同樣制約 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建。同時，在這一地區有影響力的大國如何看待絲綢之路經濟帶？歐美等大國的態度又如何？之前這些國家都習慣于“韜光養晦”的中 國。中國一下子主動起來，會對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產生什么影響？現在還是未知數。

結 語

綜上所述，“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個長線的宏大工程，需要長期地、逐步地夯實它的社會基礎。對中國而言，首先應當增進中國與相關國家及民眾之間的相互了 解，比如，高層領導人的溝通、專家學者們的交流、普通民眾的旅游互訪等等。當然，在這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加強青年學生的互換，他們是國家間理解、交流與合作 的橋梁。中國企業去當地投資也不應該只注重經濟利益，還要關注一些當地公益事業的發展，做一些能夠增進當地民眾的切身利益、獲得他們認可的事情。在這方 面，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上述工作有助于消除因差異而產生的阻礙，可以增進相互間的信任，能夠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其次應當有針對性 地展開貿易往來，如同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國的能源合作，針對不同國家的不同需求進行公路和鐵路的互聯互通或區域內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的投資建設，同一 些國家（特別是西歐發達國家）進行金融方面的合作，同農牧業發達的國家進行相關領域的合作。

同時，不同國家的政治和商業文化也不一樣，有些國家法制法規比較健全、市場化程度較高，有的國家則是威權政治，領導人或者大家族勢力對經濟影響比較大。中 國企業到不同國家投資要考慮不同的投資環境，制定不同的投資策略。與之相關的就是，培養真正懂得當地問題的專家尤其重要。如今，中國的外交人才集中于研究 大國問題，而對于中亞、東歐、中歐地區的研究甚少，真正的專家更是鳳毛麟角。“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下好“絲綢之路經濟帶”這盤棋，就需要國家把眼光 放長遠些。要從長遠戰略的角度，下大力氣去培養國別研究的人才。短期內不容易見到效益，但長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不可能指望同所有國家齊頭并進地合作 與發展，其中的領域、規模和方式可能也千差萬別。但是，這些交流與合作會在以中國為主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周圍慢慢形成一個網絡，逐漸使超越各種差異的 社會基礎堅實起來。只有在中國和其他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下，貫穿亞歐大陸，各國之間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絲綢之路經濟 帶”才有望在將來順利構建起來。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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