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行，絲綢之路這條曾溝通中西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大動脈，也受到更多人關注。長久以來，學術界認為這條大動脈的最東一段，有兩條主要路線，即河西走廊通道和草原路。近年來，隨著對柴達木盆地南部的都蘭吐蕃古墓的發掘和研究，有關學者認為，除此之外的第三條路線——青海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極有可能被重新評估。

　　早在1998年8月，西方一些專家對熱水古墓考察之后，香港英文雜志《中國考古與文物摘要》總編陶步斯指出：考古學家在青海的發現無疑將改寫從青海以西到克什米爾的歷史。

　　目前，由中日兩國共同組成的考古調查組，已結束他們對古絲綢南路為期3年的考察。此次中日古絲綢南路考察組總行程2萬多公里，途經22個縣、區，雙方的合作調查報告已正式出版，中日雙方已完成這次舉世矚目的考古合作。據悉，這次古絲綢南路的調查，是青海省有史以來與國外進行的最深入的一次文化交流與合作，是全方位綜合性的考察。中日專家首先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在對當今地質地貌、自然資源考察的基礎上，結合近五千年青藏高原氣候變遷狀況，探索南絲綢之路的可行路線。

　　1999年4月8日，都蘭縣境內發生了一起用推土機盜竊古墓的案件。在盜墓現場，散落著無數破碎的陶器和絲織品。事實上，在都蘭縣共散布著屬于吐蕃文化的數千座古墓群。大量絲織品的出土表明，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民間交往在這里從未中斷過，青海絲綢之路始終是暢通的。從北朝晚期至晚唐漫長的歲月里，青海路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干線和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其地位不亞干河西走廊。

　　我國古代通往西方(中亞、歐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陸路交通最東的一段，在秦漢時就已基本形成，以往學術界普遍認為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關中過隴山，經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河西走廊”；一是從關中或今河南北上經漠南陰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向西至西域，即“居延路”或“草原路”。然而，對于實際存在的第三條路——“青海路”所起的作用和應具有的歷史地位，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普遍存在兩種意見：其一，認為青海路只作為河西走廊的輔助道路存在，河西路因戰爭不通時才繞道青海路；其二，認為青海路興盛時僅限于吐谷渾強盛時期(公元5--6世紀)，在被吐蕃占領后已不復為貿易之道。

　　迄今為止，都蘭古墓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15件，二級文物百余件，三級文物上千件。考古人員目前已發掘古墓88座，出土了一批頗具科研價值的絲綢、石器、木器等珍貴文物。有些絲綢屬國內首次發現。這些文物時間跨度較大，從北朝晚期到唐代中期。其數墾之多，品種之全，圖案之美，技藝之精，均屬罕見。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青海路”所起的歷史作用長期以來未被充分認識。

　　青海省位于河西走廊之南，處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漢以前，即今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黃河流域的漢族產生了密切的聯系。青海黃河河曲(賜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分幾支向東南遷入今四川西北一帶。可見，秦漢以前，青海與蒙古草原、黃河、長江流域的交往就已經存在。同樣，從青海向西，經今天的柴達木盆地，入西域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謂的“青海路”，也是早在秦漢以前就存在的。對此，我國考古學家裴文中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曾根據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時代的遺物，進行了推測：由祁連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經柴達木盆地至南疆，是一條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

　　根據《史記》、《漢書》記載，早在2100年前羌中道(即指青海路)曾發揮極其重大的歷史作用。

　　從目前的文獻資料看，從秦漢至東晉十六國時期，青海路雖然未正式見于記載，但事實上也是存在的。從青海湟水流域，經西寧西北養女山(娘娘山)、扁都口到張掖，然后經河西路西段入西域的道路，史書都有明確記載。如公元399年(晉隆安三年)，從長安出發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法顯，史書記載就是走的這條路。

　　公元420年，進入南北朝時期，北魏統一了北方，與南方漢族政權對峙。與此同時，吐谷渾則興起于甘南、青海之地，后與北魏相鄰。由于從江南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為北魏所據，因此南朝各政權只有從四川經吐谷渾所據的河南、青海等地與漠北柔然交往，“青海路”就勢必興盛起來。

　　自此以后，經由青海路往來西域者，文獻記載頗多。而由經柴達木盆地通西域的青海路，大致有三條路線：一是由伏俟城經白蘭(今都蘭巴隆一帶)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肅敦煌。二是由伏俟城經白蘭西至今格爾木，再向西北經尕斯庫勒湖，越阿爾金山至西域鄯善，與前一路交匯。三是由伏俟城經白蘭、格爾木，再經西南之布倫臺，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爾金山，順今阿牙庫木湖至且末，再與上述兩條線路相合。

　　6世紀以后，北魏在西域的勢力削弱，北魏與西域的交通也不時改經青海路。公元518年(北魏神龜元年)，宋云、惠生即是經由青海路去西方的。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形成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對峙局面。東魏、北齊因受阻于占據河西的西魏、北周，所以他們與西域等地的通使貿易，也多走青海路。隋大業年間，隋煬帝重用裴矩，努力開辟河西走廊的交通，擊破吐谷渾，使河西路暢通無阻，與青海路一道，成為當時中西交通的干線。唐代，從青海南經柏海入西藏的道路昌盛起來。這與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吐谷渾與唐朝的關系日益密切有關。唐文成公主入藏就大致走的是這條道路。

　　公元663年，吐蕃攻滅吐谷渾。吐谷渾王諾曷缽及其妻弘化公主逃往涼州，吐谷渾故地皆入吐蕃。據文獻記載，這部分吐谷渾人雖然被吐蕃人所統治，但仍有自身的建制、自己的可汗、自己活動的特定區域，他們是作為吐蕃統治下的邦國存在，青海路的暢通一如其舊。

　　關于這部分吐谷渾人，文獻記載不詳，成為學術界爭論的要點。近年來都蘭墓群的發掘和研究證明，吐蕃統治下的吐谷渾邦國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柴達木盆地，政治中心應在都蘭縣。那么，吐蕃統治下的青海路的作用是否發生了變化呢？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青海路的興盛只限于吐谷渾控制的五、六世紀，而在七、八世紀吐蕃占領這一地區后，便衰落不振，已不復成為貿易通道；并引《資冶通鑒》所載“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為證。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已經被蓋棺定論。然而，從近年來考古發掘中的出土文物來看，這種觀點不攻自破。

　　1965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的K130窟內及K122、K123窟前遺址中發掘出一些絲織品，其時代屬于盛唐，品種有數十種；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也是建國以來絲綢出土較多的一處。與上述兩處相比，都蘭吐蕃墓出土絲綢數量之多、品種之全、圖案之美、技藝之精、時間跨度之大(北朝晚期至唐代晚期，約6世紀末至9世紀前半葉)均有過之而無不及。種類之多幾乎囊括唐代的所有品種。其中織金錦、緙絲、嵌合組織顯示花綾、素綾等均屬國內首次發現。據統計，這批絲綢中，共有殘片350余件，不重復圖案和色澤的品種達130余種。

　　除絲織品外，來自中原漢地的文物還有銀器、“開元通寶”銅錢、小寶花銅鏡，大量的漆器等。西方文物還發現有粟特金銀器、瑪瑙珠、玻璃珠、紅色蝕花珠、銅盤殘片和銅香水瓶等。眾多的來自東西方的文物集中于此，充分地說明這一時期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大量而豐富的財富的聚集，不可能單靠戰爭與掠奪，吐蕃與中原、中亞的貿易交流當是主要原因。出土文物證明，這一歷史時期內，青海絲綢之路是暢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七、八世紀，其與東西方貿易的規模也是非常大的。

　　從北朝晚期至晚唐時期(六世紀至九世紀前半葉)漫長的歲月里，青海路事實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從青海向北、向東，自東南向西、向西南都有著暢通的交通路線，聯系著中國與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是絲綢之路上的一段重要干線和東、西方貿易交流、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其地位絕不亞于河西走廊。

　　許新國 山東鄒平人，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館員，編著出版物有《西陲之地與東西方文明》、史前時期的青海等。

    本文選改自2003年第1期的《柴達木開發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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