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建立之后，元代的交通呈空前之勢，東西方暢通無阻，商業貿易繁榮，歐洲人也紛至沓來，馬可·波羅最具代表。地處內陸的蕭關古道仍是蒙古軍隊南下的通道，同時，蕭關古道上另一條通往河西的絲綢之路開通，走向就是現在的西蘭公路雛形。而伴隨著蕭關道的繁榮，歷代在沿線設置了不少驛站，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絲路文化的厚重，滋生和推動了固原歷史文化的交融。特殊的歷史地理位置決定了在文化方面的相融交匯。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幾大文化的影響通過西域源源不斷進入中原，而固原就是這些多元文化的融會和過渡地帶。在此撞擊與交流的過程中，得天獨厚的開放型絲綢之路重鎮固原，不但將西域各種文化輸入中原，而且自身也忘情地汲取著各種異域文化的因子。除史書記載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固原相繼發掘了一批北魏至隋、唐時期的墓葬，先后出土的歷史文物已足以證明這個結論。其中，1981年出土于固原城郊雷祖廟北魏墓的描金彩繪漆棺、1983年在固原城南郊發掘的北周大將軍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壺、波斯薩珊時期的工藝品，以及1996年中日聯合發掘的北朝重臣田弘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及玉釵、玉環、玉璜等一批珍貴文物，都生動地再現了東西文化交流在固原的璀璨歷史，同時也是中西文化合壁的最好體現。

  　唐代“參天可汗道” 促進民族團結之路

　　前文中講到，唐代安史之亂后，唐朝與西域各國的來往一度經過北面的回鶻汗國，也就是唐太宗貞觀年間開通的“參天可汗道”。但是，不能忽視的是，這一特殊時期的道路，也開啟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團結與繁榮。

　　據悉，漢代修筑的光祿塞城障向西延伸，與居延澤城障連接就形成了通道。由居延海往西域可不走河西走廊，而是轉入阿爾泰山南麓西行，抵達新疆哈密、吐魯番，這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中原安定時期基本走長安——涼州一線，有戰亂或不安定因素時，就繞道草原路上去了。《新唐書·李德裕傳》里記載：“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自艱難以后，河隴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回鶻路去。”吐蕃占據隴右、河西走廊后，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就改道。

　　在唐太宗時期，“參天可汗道”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參天可汗道”，是由唐代京師長安前往漠北的道路。630年，唐朝攻滅東突厥，大漠南北統一，唐朝于陰山南麓置三受降城，道路相通，可南達長安。647年，唐太宗平漠北薛延陀國，漠北鐵勒諸部酋長尊太宗為“天可汗”、“天至尊”，不但諸部酋長來大唐朝貢，而且請求在回紇(鐵勒諸部之一)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通道，稱之為“天可汗道”。它的走向，大致沿秦時的直道到達天德軍，再至回鶻牙帳(即唐安北都護府，今蒙古國和林)，然后入伊州，至高昌，通往西域。參天至尊道，就是后來所謂的“參天可汗道”。這是唐貞觀時應回鶻吐迷度所請，于回鶻之南，突厥之北開通的驛道。全程設置68個驛站，由回鶻牙帳直達長安，成為北方草原諸部落聘使朝貢的通道。途中驛站都備有馬匹、酒肉、食品以供過往的使臣等，各部每年貢納貂皮作為賦稅。

　　薛正昌認為，當時的回鶻路大致也是“參天可汗道”的走法。唐代安史之亂后，河隴為吐蕃所占據，唐朝使臣與遠在西域的安西、北庭都護府及西域各國使節想來往都要經過草原的回鶻汗國，再南下至京城長安。唐李淵自起兵以來，就十分重視騎兵。唐太宗李世明長于以精騎掩襲取勝，對騎兵尤其關注。唐朝北衙禁軍多為騎兵，其余無論府兵還是地方戍邊軍隊，都有一定數量的騎兵。國家要裝備這么多的騎兵部隊，就需要數量很大的馬匹。唐代馬政分為國家與皇家兩個養馬系統，六盤山附近的牧馬場為國家養馬基地。馬牧業的發展是國家軍隊建設過程中的重要設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唐太宗視察寧夏六盤山馬政自在情理之中。《新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八月，太宗前往靈武接受北方少數民族的拜見，途經固原時，“逾隴山關，次瓦亭，觀馬牧。”

　　貞觀年間，是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相處較為融洽的時期之一，尤其是西北地區。唐初，西北邊地的少數民族貴族不斷地發動叛亂，侵擾邊境，給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統一帶來嚴重危害。在這個過程中，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一方面以武力平定了東突厥、薛延陀、吐谷渾、高昌和西突厥的叛亂，統一了西北邊疆；一方面和親吐蕃，促進了民族間的和睦團結與民族間的融合，為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空前的有利條件。貞觀四年三月的那場以靈武為中樞進攻突厥頡利可汗的戰爭結束后，頡利可汗被俘送往京師長安，漠南的廣大地域整個平定。唐太宗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于是，四夷郡長皆前來長安，請太宗為“天可汗”。太上皇李淵召太宗和重要大臣，以及諸王、妃、公主在凌煙閣設宴祝賀。而唐太宗靈武之行，更是歷史上中原統治者與邊疆少數民族友好往來、和睦相處的典范。

   　宋代靈州道 絲綢之路寧夏段的“CBD”

　　“寧夏境內的絲綢之路走向：唐以前的和平時期是原州蕭關道，宋以后戰時是靈州道；蕭關道通則靈州道暢，原州失陷則靈州道就受阻。”在薛正昌的研究中和蕭關道有著同等重要的一條道就是靈州道，靈州道的重要性是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所公認的。

　　在日本研究者的眼中，經過晚唐、五代的發展，宋初時的靈州，已經成為國際交通都市。作為中轉和集散地或交通樞紐，靈州與河西及中原之間有著密切的交通與承載關系。靈州道上的文化交流和蕃漢交易包括：自于北方、西域、天竺、河西等方面的各國朝貢使及其隨從；天竺僧人及其他西域僧人東來宋朝；宋朝西去求佛經者；回鶻人經靈州往宋朝內地的商貿活動，包括回鶻人在靈州的商貿活動；靈州周圍的蕃部在靈州的馬匹交易，宋朝在靈州馬市賣馬運回內地，西涼府六谷蕃部在靈州的馬市最為繁忙；另外則是軍事需求，這在靈州同樣要緊。由此，可見日本人前田正名所說的靈州的國際交通都市的地位在當時的盛況和歷史意義。這種特定的歷史意義，就是面對中原的宋朝和河西、西域來體現的。

　　與宋、遼鼎立的西夏突然控制了已成為國際性的貿易都市靈州之后，整個切斷了北部、西部與靈州方面的往來。我們如果站在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下看靈州，靈州道的停滯，對于甘州商人來說，無疑是喪失了與中國販賣西域寶貨所獲取厚利的通道；對于涼州商人來說，則喪失了靈州馬市的通道，土特產沒有了銷路。商貿活動沒有了，其它的文化交流與傳播更是無從談起。

　　觀點交鋒 靈州道應有兩種走向

　　而對于靈州道的走向，薛正昌和寧夏史志專家魯人勇卻持有著不同的看法。在魯人勇看來，靈州道的走向是從長安經靈州至涼州，這條道路就是其命名的靈州西域道。而薛正昌在史料和研究中發現，靈州道的走向，應該是兩條線：一條是靈州——涼州道，屬捷徑；一條是靈州——甘州道，走草原絲路。

　　靈州——涼州道，是涼州暢通時的捷徑。靈州——涼州道的走向，古人高居誨在他的《使于闐記》里已有記載。對這條線路，陳守忠先生作過實地考察，認為自靈州渡過黃河，出賀蘭山西北行，經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達白亭海至白亭河(今石洋河)；渡白亭河可達涼州。從地圖上看是向北繞了一個灣子，實際上這是出賀蘭山越騰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條路。五代、宋初，中原使節、商旅及僧侶往返皆走此道。靈州——涼州道，涼州——靈州——長安，實際上是“安史之亂”前靈州——原州——涼州道的另一種走向。

　　而靈州——甘州道的走向，甘州——居延海(內蒙額濟納旗)——靈州——長安，大致走向是草原路。唐代大中年間吐蕃占據涼州時，使者、商人等皆繞道漠北，循回鶻舊路或由甘州北趨居延海，然后南下靈州而至長安。當涼州被吐蕃占據而未復時，往來于絲綢之路的各色人只能是由長安至靈州，再穿越沙磧至額濟納旗，再繞至甘州。當涼州收復后，靈州——涼州道暢通。

　　薛正昌談到，無論是靈州——涼州道，還是靈州——甘州道，都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總體上我們都稱為靈州道。自晚唐靈州道開通，歷經五代、宋初，靈州道承擔著絲綢之路貿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陸上主要任務，是北方南下至長安的重要通道，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線。

　　據敦煌文書稱：曹氏歸義軍時期，靈州道空前活躍，而且表明靈武節度擔負著朝貢使節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并確保靈州絲綢之路暢通無阻的神圣職責。

　　而晚唐五代宋初的靈州道，向西可通達西域；向東是通往長安、洛陽與開封的通道。大致走向：由長安北上至陜西邠縣，循馬嶺河而上經甘肅慶陽至朔方節度使治所靈州。自靈州渡過黃河，出三關口西行，穿騰格里沙漠，抵今甘肅民勤縣，沿白亭河谷南行，渡白亭河至涼州，與河西走廊古“絲綢之路”匯合。自西夏占據靈州后，在靈州道上不斷劫掠往來商旅及文化使者，北宋與西域的交通隨即斷絕。從此，由東面子午嶺(陜西與甘肅的界山)到西邊寧夏六盤山一線，都成了宋夏鏖兵的戰場。為爭奪靈州，宋夏兩軍在這里的攻防戰持續了近百年。

　　采訪中，薛正昌談到，靈州道自開通以來就是一條朝貢之路、貿易之路、文化之路，特殊時期承擔著特殊使命。絲綢之路靈州道近300年的暢通過程，經歷了不少重大歷史事件，積淀了不少中西文化交融的故事。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遷都興州。這一年是宋真宗天禧四年。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朝正式詔告西涼府回鶻，此后向宋朝的貢奉改由秦州路，興盛了數百年的靈州道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使命……

　　但是，這并不是歷史的句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當年的駝鈴叮當聲見證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輝煌。如今，隨著國家“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絲綢之路寧夏段將繼續譜寫中國新一輪大發展的輝煌篇章。

                                                                       （sx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