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詞中的胡風與絲綢之路民族詩歌的交流

　　□ 黎羌 《民族文學研究》 2009年第02期

　　內容提要：在漢唐時期，中原王朝為了加強國內各族人民的團結，以及大力促進對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特從中原長安向西開拓出一條橫跨亞、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借助這條國際大通道，古代各民族文學家以神奇的文筆抒寫著漢胡文化相融合的歷史。其中以漢博王侯張騫從西域帶回來的“胡角橫吹”和“摩訶兜勒”所演變出來的“唐宋大曲”、“唐五代詞”，以及民間文學奇葩“敦煌曲子詞”最富有民族特色和學術價值。

　　關鍵詞：絲綢之路 胡角橫吹 摩訶兜勒 唐五代詞 敦煌曲子詞

　　追溯我國古代文學歷史，最能引起國人驕傲與自豪的是唐五代時期各民族文學相互交融的盛隆景象，尤值得人們關注的是盛唐與中唐時期的各種樣式詩詞歌賦創作的大繁榮。究其唐五代詞與敦煌曲子詞的空前活躍的個中原因，不能不歸結于在此期間“絲綢之路”的開拓，還有漢胡詩文大融合帶來的原動力。

　　一、絲綢之路文化與漢胡詩詞的交融

　　“絲綢之路”這個為當今世界格外關注的中西交通與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征物，在古代歷史上曾以“玉石之路”、“陶瓷之路”、“茶馬之路”、“香料之路”等稱謂而流傳于世。近現代時期，經歐洲自然和人文學者所學術規范，后由世界各國學人所充實，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可，如今已為全球東西方諸國與各民族所接納使用。

　　漢博王侯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的歷史功績似乎怎樣評價都不為過分。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在《張騫西征考》中贊譽：“張騫之鑿空即彼之西域遠征，在中國史上實為破天荒之快事。”王鍾翰更是高度評價

　　它打開了中亞交通的道路，使漢代的先進生產技術與先進文化傳入西域，并遠達歐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對中原發生了影響。葡萄、胡瓜、胡蔥、苜蓿等許多新品種傳入內地。因為通西域不僅促進了西域各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大大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無疑此“身毒國”之“浮屠之教”即對我國后世宗教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古代印度佛教。與外域佛教文學藝術有重要聯系的是張騫從西域回中原古都長安時，還令人注目地帶回胡地流行的“胡角橫吹”和“摩訶兜勒”成套樂舞詩詞。自輸入我國以后，遂對漢唐五代的音樂歌舞、詩詞歌賦等文藝形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對此文化歷史現象的記載，多依賴于東晉崔豹的《古今注》，亦見于釋智匠《古今樂錄》，唐官修《晉書·樂志》、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鄭樵《通志·樂略》等文獻，依照其始作俑者崔豹之說：

　　橫吹，胡樂也。博王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后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間世用《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子楊》、《望行人》十曲。

　　對此段文字記載，后世學者如仲鐸、陰法魯、馮文慈等懷疑是竄入虛構的偽書，而有些專家如張濟元、余嘉錫、孫尚勇等，卻認為此文獻真實可靠。筆者在《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中亦對《古今注》中文字與漢樂府詩歌作一對照，認為大部分資料是可采信的。這些胡樂佛曲對唐宋大曲和音樂文學，以及“西域、中亞、西亞諸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得以全面交流與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關于漢樂府協律都尉李延年借“胡角橫吹”造“二十八解”新聲，其樂曲除了上述“《黃鵠》、《隴頭》、《出關》、《人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子楊》、《望行人》十曲”之外，據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識別還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宋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也認定“漢橫吹曲二十八解”，在原有的“十曲”基礎上“后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那還有十曲呢？根據《樂府詩集》“漢橫吹曲”四卷所錄樂曲，另將《隴頭》、《出塞》、《入塞》、《洛陽道》、《驄馬》、《雨雪》又衍生出《隴頭吟》、《隴頭水》、《前出塞》、《后出塞》、《出塞曲》、《洛陽陌》、《驄馬曲》、《驄馬驅》、《雨雪曲》等，這樣又多出九首樂曲。因為古代西域胡族大曲一直有“解曲”，即反復疊現樂曲的傳統，或許上述變體胡曲真遵循及迎合了此規律和傳統。

　　若進一步了解所謂的“解”或“解曲”之古代含義，可參照釋智匠《古今樂錄》有關解釋：

　　俗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音為一解。王曾虔日：古日章，今日解，作詩有半約，別解有多少，是本章什通名，非信言其卒章亂也。自隋唐曲終解曲盛行，遂將解字與卒章字用。而章解之解，別稱疊，稱遍，不復更稱解矣。

　　由此可見，漢魏時期的“解曲”開始是“一句為一解”，或“一音為一解”，至隋唐又恢復古稱，“以解字與卒章”連用，而為“章解”，漸次則稱“疊”或“遍”。諸如《陽關三疊》，或唐宋大曲之“遍”。

　　另在《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中又記載有《企喻》、《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隔谷歌》、《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雍臺》、《歙臺》、《胡遵》、《淳于王》、《捉搦》、《半和企喻》、《北敦》、《胡度來》、《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等，以及唐杜佑《通典·樂典》中記載的《真人代歌》、《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巨鹿公主》、《企俞》、《簸邏回歌》等北方胡曲，很有可能是張騫帶回來的“胡角橫吹”和“摩訶兜勒”的繁衍遺傳樂曲。

　　關于“摩訶兜勒”胡曲《后漢書·西域傳》稱“蒙奇兜勒”，言及兩漢時期“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有學者將其視為地名和曲名的雙重含義。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在《張騫西征考》中考證：“摩訶兜勒是一種以地名為樂名的大吐火羅樂或大夏樂。”錢伯泉在《最早內傳的西域樂曲》一文中認為“《摩訶兜勒》為‘摩訶陀歷’的異譯，是贊頌佛教圣地的佛曲。”“《摩訶兜勒》必為佛曲，源于印度。”《通志·樂略》稱“摩訶兜勒”為“摩訶”和“兜勒”兩曲，并指出其稱謂“皆胡語也”。再有唐宋朝野流行的漢胡樂舞隊戲《柘枝隊舞》中反復吟唱的“金石絲竹，聞六律以皆調。襟棘兜離，賀四夷之率伏。”亦證實西域胡族樂人沿著“絲綢之路”來華傳播外域文化的歷史事實。

　　閱浩繁厚重的唐五代詞與敦煌曲子詞時，不難發現民族文化大融合所給中國多民族詩文交匯帶來的文化活力。楊義近年提出要“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嶄新觀念，指出：“民族與文化的問題，在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有“把56個民族的文學現象，放在一幅巨大的中國文學地圖中重繪，才能全面 而真實地還原出赤橙黃綠青藍紫的奪目光彩，才能全面而真實地還原出中華民族元氣淋漓的創造能力。”

　　二、唐五代詞的起源與胡風詞樂的交流

　　唐五代時期，朝野上下文風漸變，此時不僅盛行傳統詩歌，而正在悄然興起詞令文體，并順延導引宋代詩文詞學與元代戲曲文學的異軍崛起。唐五代詞令的出現是不容忽略的中國文學新氣象，它不僅涉及到漢魏樂府的韻文傳統的繼承，也關系到唐朝政府對胡人文化的重視，西域敦煌胡漢講唱文學對新興詞令的滲入，以及絲綢之路沿途華夏各民族詩文的交流。

　　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陳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亦認為：李唐家族“既非華盛之宗門，故漸染胡俗，名不雅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因為浸染胡人血統之故，唐廷一直對漢族與少數民族一視同仁。《資治通鑒》卷198記載，唐太宗自述：“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由此北方諸少數民族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