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絲綢源遠流長，迄今為止考古學關于絲織品的最早發現來自浙江湖州錢山漾和河南滎陽青臺村，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

　　商代是我國青銅器鼎盛時期。該時期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蠶桑業亦形成了一定規模。統治者十分重視蠶桑經濟的地位，將蠶桑生產與糧食五谷相并重。考古發現的商代絲織品盡管數量有限，但已出現了提花絲織物，這說明當時的織造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西周時期，統治者對手工業生產已有了嚴格的組織與管理，絲綢生產技術比商代有所進步。同時，商周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已經形成，對外交流得到加強。這些都為漢唐時期絲綢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生產力和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鐵工具的普遍使用，農業生產產生了飛躍，與之密切相關的蠶桑絲綢業也受到重視，發展農桑成為各國富國強民的重要國策。戰國時期，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戶成了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手工業成為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更加明顯，有些技術世代相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處于初步鞏固與發展的時期，秦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為漢代的強盛奠定了基礎。漢初實行“與民修養”政策，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規模宏大的官營絲綢業建立起來，其產品主要滿足宮廷與官府的需求；民營絲織業也有了較大發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產品特色和知名度。絲綢產區較商周時期有所發展。西漢時期絲綢的生產重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從東漢時期開始，西南地區的蜀錦成為全國聞名的絲綢產品。　　漢武帝時期北擊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溝通了中原內地通向西域并連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從此，中國的蠶絲與絲綢源源不斷地通過絲綢之路輸往中亞、西亞并到達歐洲，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漢代絲綢織物就是當時貿易繁榮的物證。中國的絲綢生產技術也在這一時期傳播到中亞地區。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不絕，國家長期分裂，政權頻繁更替。劇烈的社會動蕩、復雜的政治格局、持續的民族交融、廣泛的國際往來，令絲綢生產雖發展艱難，但內涵豐富，面貌多樣。這一時期，北方仍然是絲織品的主要產區，四川成都地區絲綢業一向發達，江南地區由于三國時的相關政策，開發絲綢業有了新的起色，經過南朝的經營而進一步得到發展，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絲織業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總的來說國家強盛、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尤其是文化上的開放，顯示了這一時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風格。絲綢業也在這一社會基礎上出現了發展高潮。當時重要的絲綢產區有三個：一是黃河流域，以河北、河南兩道為主體；二是四川巴蜀地區，劍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劃入本區；三是長江下的東南地區，基本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亂后，江南地區的重要性大大增強。此外，西北地區絲綢的發展在邊遠地區中首屈一指，并表現出濃郁的地方特色。　　唐代的絲綢貿易十分發達，與漢代的絲綢之路相比較，唐代的陸上絲綢商道更多地采用一條偏北迂回的道路。海上絲綢之路也在這一時期興起，絲綢產品通過東海線和南海線，分別輸往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印度乃至由阿拉伯商人傳播到歐洲。絲綢貿易的興盛導致了絲綢技術的外傳，至公元7世紀，東起日本，西至歐洲，西南到印度均有絲綢生產，基本奠定了日后蠶絲產區的格局。　　宋、遼、金、西夏時期，國家長期處于分裂狀態，但文化上以北、南兩宋為主體。北宋絲綢生產以黃河流域、江南地區和四川地區為重要產區。北宋中、晚期，全國絲綢生產重心已轉移至江南地區，但北方在高檔絲織品生產上仍保持優勢。南宋時，絲綢產區基本集中在長江流域，江南地區絲綢生產占絕對優勢，浙江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府”。遼在奪取燕云十六州后開始發展蠶桑絲綢生產，金代統治區域的絲綢業雖遭破壞，但也維持了一定規模。　　宋朝的官營絲綢生產作坊有相當規模，在京城少府監屬下設置綾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繡院，同時還在重要絲綢產區設置官營織造機構。兩宋民間絲織業十分發達，除作為農村傳統手工業以外，城市中的絲織作坊大量涌現，民間機戶的力量不斷增長。宋代城市繁榮，絲綢貿易非常。在對外貿易方面，由于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海上絲綢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生絲與絲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的蒙古時代。對歐亞大陸的征服和大汗治下的和平，便利元代的文化具有多種文化融合、碰撞的特點，元代絲綢也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元初絲綢生產遭遇戰爭的破壞，但產區仍有一定規模，以中書省所轄的“腹里”地區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長江下游為最盛，歷史上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農書《農桑輯要》也在全國發行。元代中期以后，產區格局有較大變化，北方地區的絲綢生產衰落，江南地區變得更為重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氣候變冷使北方不宜于蠶桑生產，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種植也使得蠶桑業趨向集中。　　由于蒙古貴族對貴重工藝品的特殊愛好，元代設置了大量官營作坊，集中了全國乃至回回地區的大批優秀工匠，征調蠶絲原料，進行空前規模的大生產。龐大的官營織造體系是元代絲綢生產的重要特色，對民間絲綢生產有一定抑制作用。江南地區的絲綢生產在元末明初出現了雇傭生產模式，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發展。　　明代是推翻元朝統治而建立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在建國之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農崇儉，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明代蠶桑絲綢業的產區范圍有所縮減，但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性密集生產，其中蘇、杭、松、嘉、湖為五大絲綢重鎮。明代中期以后，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在商品經濟與專業分工經營條件下，江南地區的絲綢工商業獲得了極大繁榮。　　明代官營織造業規模較大，除在南京與北京設立中央染織機構外，還分別在絲綢產區的蘇州、杭州及全國二十多處地方設立地方織染局，供應宮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生產方式有“局織”和外發“領織”兩種，局織是輪班徭役制，領織為民間機戶，工匠的人身依附關系較元代有所松弛。　　16世紀，葡萄牙人開辟了歐洲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明代實行海禁，對外貿易為政府控制下的朝貢貿易，絲綢產品以朝廷賜賞的形式流入周邊國家和地區。明中期以后，海禁漸開，中國生絲與絲綢大量銷往日本和經由澳門地區銷往歐洲。

　　清初絲綢業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康熙朝起，由于天下安定，朝廷采用了鼓勵措施，絲綢生產獲得較快發展。清代絲綢業在地域上進一步向環太湖地區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別是江南地區在規模和水平上成為全國絲綢業的中心。

　　清代官營織造體系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買為主，總體規模比明代有所縮減，重要的有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合稱“江南三織造”，負責供應宮廷和官府需要的各類絲織品。民間絲織業生產規模有所擴大，專業性分工和地區性分工更加明顯，涌現出一批繁榮的絲綢專業城鎮，產品種類繁多，內銷市場繁榮。在對外貿易方面，清初厲行海禁，康熙時期一度放寬，但后來又加強了對對外貿易的限制，關閉了除廣州以外的其他口岸，實行一口通商。粵海關是廣州口岸對外貿易的惟一管理機構。盡管如此，中國對日本的生絲出口和對歐洲各國的生絲與絲織品出口仍然達到了相當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