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書記載，黃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為圖騰的氏族，并首先發明了車輛，因此號為“軒轅氏”。皇帝統率以熊、羆、虎、豹、貔 、貅 作為圖騰的六個氏族，戰勝炎帝部族聯盟、蚩尤九黎部族聯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交通往來的區域已經十分廣闊。黃帝統一了眾多游牧部族與農耕部族，使草原牧區與中原農區的經濟交換關系大為發展，“北和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從而形成中原與北方草原貿易往來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至堯、舜時期，已設立“司空”之職，專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設“車正”，掌管車輛輿服之政，設“牧正”掌管牧馬之事，可見交通運輸已經具有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繼堯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間從事貿易，故史書中有“舜販于頓丘”之說。這一時期，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也大為發展，其主角即是興起于內蒙古東南部赤峰地區的商族。

　　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時代的人。其母簡狄，為有娀氏之女。“狄”、“戎”皆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稱呼，可見其出身于游牧民族。這一民族原居住于紅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稱“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處于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區、燕山以南的農業地區、環渤海漁業地區毗鄰之地，具有貿易往來的有利條件，在契的統領下，舉族從事貿易活動。因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又是舉族經商，故被稱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湯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稱之為“商朝”。

　　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其間，湯的十一世祖相土發明了先進的馬車，七世祖王亥發明了先進的牛車，載貨運輸，十分方便，遂為天下所學習。商族的畜牧業和貿易都很發達，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數百的記載。因此，周谷城先生認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眾人所承認，而不成問題者。”王亥率領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從事貿易。王亥的財富引起世人的覬覦，狄人有易族殺死王亥，掠奪了他的牛車隊。王亥之弟王恒戰敗有易，奪回牛車。王亥的子孫祭祀他要用300頭牛，禮節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湯的數百年間，商族人自赤峰地區南越燕山，到達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黃河進入中原；或向東南，到達遼西、河北東部渤海灣一帶，乃至山東半島，應當形成了若干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

　　因此，自黃帝時代至夏朝，應當是草原絲綢之路起源與形成的時期。

絲綢之路

　　6世紀末至7世紀初的突厥帝國絲綢之路從本意上看是指一條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但隨著商貿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因而又是一個上升到文化的問題，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并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連接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連接中國長城以南地區與北方草原地區經濟、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要想溝通東西方交往是極其困難的。北亞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亞寒帶針葉林，難以適宜人類的生存，中亞又有崇山峻嶺和廣闊無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東西方的通道。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于人類的東西向交通。這個地區恰好是草原地帶，東起蒙古高原，向西經過南西伯利亞和中亞北部，進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達喀爾巴阡山脈。在這條狹長的草原地帶，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勢比較平坦，生態環境比較一致。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正好位于歐亞草原地帶上，其生態環境與歐亞草原的其他地區基本相同。這條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連接中亞和東歐，向東南可以通往中國的中原地區。可見，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東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東西和南北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絲綢之路顯得更加重要和優越。中國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區，在諸民族勢力強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區，向西可抵達今新疆境內，使沙漠絲綢之路經常出現隔斷的現象。如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絲綢之路，但張騫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獲，影響了通道的暢通。以后歷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出使西域諸國被截獲的現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亂以后，河隴被吐蕃占領，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侶、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須取道回紇，走草原絲綢之路。游牧民族的經濟是不穩定的，遇到天災人禍，都會使游牧民族的經濟潰退，因而必須依賴于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所以歷史上才出現雙方和親、朝貢、戰爭等交替的局面。當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和睦相處時，雙方的使者頻繁來往，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傳入北方草原地區，而西方的商人也經過草原通道來到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加強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與突厥和回紇兩個游牧民族有著密切關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紀中葉建立了突厥汗國政權，其疆域在最盛時，東盡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許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處于它的控制范圍之內，加強了各種古代文明之間早已存在的聯系。在突厥人統治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之前，絲綢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著歐亞大陸腹地邊緣地帶進行，將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連接起來，但通往羅馬的道路需要從波斯境內通過，從事商業貿易需要經過波斯的中間環節，從而對突厥和羅馬的直接利益造成損害。為了擺脫這種局面，突厥和羅馬進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導致突厥與波斯關系的破裂，同時促成了突厥與羅馬之間直接貿易的開展，開辟了新的東西方之間交往的通道。這條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與里海之間的荒漠地區。具體路線有兩條：一條由錫爾河出發，通過咸海北岸；另一條沿阿姆河，通過咸海南岸。兩條通道在烏拉爾河口附近會合，通向伏爾加河，再沿頓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達黑海的港口。這條通道是草原絲綢之路的西段，雖然不很便捷，但卻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復了東西方的交往。

　　隨著唐朝對漠北草原的統一，草原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唐朝軍隊連破突厥、鐵勒汗國，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紇的率領下歸附唐朝。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六個都督府和七州，并給諸部首領玄金魚符為符信。“于是回紇等請于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七)回紇汗國的牙帳位于鄂爾渾河上游(今蒙古國哈喇和林西北)，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關內道北部軍事重鎮豐州(治所在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要道。這樣，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又得到了開發，并為遼朝時期草原絲綢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