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遼代和元代時期形成了幾個國際都市。遼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寧路等皆為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國家和中國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從事政治上的溝通和經濟上的貿易。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給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當時，西夏占據河西走廊，遼朝與西方國家的往來都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為各國使者、商賈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內的西關，是各國商人進行交易的地方，也是當時北方草原地區的商業中心。元人虞集在《賀丞相墓銘》中描繪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虞集：《賀丞相墓銘》，載《道園學古錄》卷十六)在元朝，外國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經常來中國訪問，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如發郎國(中世紀近東人對歐洲人的稱呼)的使者于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在開平(上都前身)朝見忽必烈；元惠宗時期，發郎國人再次到達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發郎國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歐洲，致書羅馬教皇，教皇又派遣馬黎諾里等人到元上都謁見元惠宗，并呈獻羅馬教皇的回信和禮物。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隨父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并到元朝各地游覽，回國后寫下了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介紹了元上都的宮廷生活和禮儀、蒙古族的生活風習等。另外，印度、緬國(今緬甸)、尼波羅國(今尼泊爾)等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元上都，促進了北方草原地區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集寧路古城所處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個榷場，是北方草原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連接北方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商貿交易的重要紐帶。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絲綢之路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草原絲綢之路-影響

　　馳騁在草原上的馬背民族

　　在北方草原地帶，游牧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游牧文化，并通過草原絲綢之路與我國的中原地區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很大貢獻。當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內困和外來打擊，其勢力逐漸衰退之時，都要進行西遷。北方游牧民族的西遷現象并非偶然。當一個游牧民族的勢力強大之時，都要占據整個北方草原地區，并且緊緊依靠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而生存，而原先占據草原地區的民族必然另尋適合自己生存的空間，北方草原地區的東、南、北都不適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絲綢之路的通道向西發展，如匈奴、回紇、契丹等便屬于這種情況。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歸附漢朝。北匈奴經歷連年的嚴重天災，又遭到南匈奴、烏桓和鮮卑的攻擊，社會經濟極度萎縮，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漢朝派大將耿夔出居延塞(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居延海一帶)，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北匈奴單于率領一部分人眾西遷至烏孫的游牧地區，后又遷到康居、阿蘭聊(頓河以東至伏爾加河之間，南到高加索山脈之地)。北匈奴入阿蘭聊以后，揭開了入侵歐洲的序幕，并開始扮演推動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鶻政權滅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遷徙，其中主要的一支遷至今蔥嶺以西。這一支回鶻人于公元10世紀在蔥嶺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遼朝被金朝覆滅之際，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趨，沿草原絲綢之路西遷至中亞地區，征服了高昌回鶻、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權和乃蠻、葛邏祿、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亞地區，這就是歷史上的西遼政權。西遼政權共統治了80余年，經過遼朝二百余載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統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時，包括儒家思想、漢語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產方式在內的漢文化已經成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遷中亞地區后，并未被當地伊斯蘭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漢文化對當地造成很大的影響，讓西方國家領略了東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說，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沿著草原絲綢之路的西遷，不但加強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還對東西方經濟貿易的溝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進了東西方民族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在考古方面，無論是發現的古代遺跡，還是出土的文物，有許多方面都能反映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內涵。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匯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體現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銀器這種貴重金屬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層社會所擁有，最能表現文化的外化形態和內在形態，在草原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于公元前2000年就發現了金器，經過初期的發展，到匈奴統治草原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契丹建立遼政權后是草原金銀器發展的鼎盛時期，至元、明、清時，金銀器逐漸大眾化。北方草原金銀器在發展的過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區、南方地區和西方國家的文化因素，充實了自己的文化內涵。中原地區和西方國家的文化在草原金銀器中的表現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而以戰國時期匈奴的金銀器體現最為明顯，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爾泰藝術中的怪獸紋，就在匈奴金銀器中有很多表現。魏晉十六國以后，印度、羅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滲透到北方草原金銀器中。同時，中原地區流行的文字符號、牡丹紋、蓮花紋、龍鳳紋、規整的裝飾手法、制作工藝等，在北方草原金銀器中也有非常明顯的反映。而北方草原金銀器的裝飾手法、器物造型、紋樣類型等對中原地區的金銀器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以考古學中的器物類型及相關民族文化為切入點，來研究草原絲綢之路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的諸多問題，是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內涵和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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