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繼承與發展學術界數十年對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加強與促進絲綢之路文化、文學與藝術方面的探討，于2012年深秋，在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起點——中國十三朝古都長安所在地西安市，由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央民族大學985工程文學中心、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陜西師范大學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合辦，陜西省華清池旅游責任有限公司、《絲綢之路》雜志社協辦“絲綢之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屆時，國內外將有許多關心絲綢之路世界文化意義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成為我國人文科學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一、絲綢之路文化與研究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道路，也有形形色色的稱謂。自古迄今，在中國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皮貨之路、書籍之路，有茶馬古道、唐蕃古道、藏彝走廊、五尺道、海上航道，也有歐亞大陸橋、國際通道、新絲綢之路等。直到19世紀末，才借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理論所統一，并為聯合國與世界各國所認可。

　　雖然我國古文典籍對與外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有許多文獻記載，文人騷客也有大量文字存留于世，但涉及專一的絲綢之路國際大通道的研究與探索，還是受了西方世界自然科學與史地文化研究方才艱難遲緩地培育與發展起來。

　　據《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簡述，19世紀，德國學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中國》第一卷中，把“從公元前114年～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間、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叫作“Seiden Stra SSen”(德文，直譯為“絹的街道”)，“絲綢之路”( Silk Road)是它的英譯名。在其中的一幅地圖中，他標題為“馬利奴斯絲綢之路”。1901年，德國東洋史學家赫爾曼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的著作，主張把“絲綢之路”這一名稱的含義，從中國到河間地域，“進而擴大到遙遠西方的敘利亞”，因為這一名稱恰當地表達了這條道路的特色，很快便被世界學術界和人民所接受。解放后，我國學者開始使用這一名稱。到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近幾年來，“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才大量見之于我國學者的著述和報刊宣傳之中。

　　斯文·赫定著《絲綢之路》一書統計：“整個絲綢之路，按直線距離計算總共為4200英里，按實際路程計算則為 6000英里左右，即相當于地球赤道長度的1/4。張騫是所有中亞地理探險家中最偉大的一個；絲綢之路是古代世界交通干線中最長的一條，是連接各民族和各大洲之間最有意義的鏈條。” 據中國學者估算，從中國西安，經陜西、甘肅、新疆，中亞、西亞諸國至歐洲意大利威尼斯的絲綢之路直線距離為7000余公里，而在中國境內的距離有4000 余公里，占總路程一半以上。

　　孫培良《絲綢之路概述》認為：“‘絲綢之路’一詞，通常是指漢唐間我國絲綢經中亞、伊朗西運至地中海東岸各地的陸路交通線而言。”賈應逸在《絲綢之路初探》界定：“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傳送各國人民深情厚誼的道路。”

　　盧葦在《絲綢之路的出現和開通》中論證：“絲綢之路是什么時候出現的？通常認為是西漢張騫通西域以后，他認為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絲綢之路已經出現；張騫出使西域以后，絲綢之路才實現了繁榮和暢通。作者根據古代中外文獻，認為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已經輸入印度；公元前3世紀時，已經輸入西方。”

　　美籍華裔學者張春樹1984年在香港、美國等地巡回演講，形成《漢代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一文，對漢代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問題研究有其獨到之處。他認為“絲路文化是混合型文化，絲路上的人種亦是形形色色，有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及介乎三者之間的人”，文章利用大量漢簡資料具體分析了漢代河西居延人的特征。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林梅村在《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中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古代和中世紀從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印度、中亞、西亞連接北非和歐洲，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

　　甘肅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甘肅省圖書館合編《絲綢之路文獻敘錄》，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顧廷龍作“序”言：“絲綢之路是橫貫亞洲的大通道。這條大路的開通，不僅使天山南北地區與內地連為一體，而且使中原同西域以及更遠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佛教和佛教藝術也經中亞傳到西域，然后再向東土傳播。因此，絲綢之路對中國的歷史和東西方各種經濟、文化的交流起著重大的作用，深入研究自公元前2世紀以后千余年這條通道的歷史，早成為學者們的一項重要課題。”“有謂‘敦煌是絲路上的一顆明珠’、‘思路學為當今世界之顯學’，信非虛言。”

　　段文杰在此書“序”中指出：“絲綢之路是我國絲綢文化闖開的一條中西通道。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是當今世界學術上一個熱門，東西方都有許多國家的學者在探討。在絲綢之路暢通無阻、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時期，必然會帶來民族興旺和國家富強。我國漢唐時期就是明證。探討絲路文化興衰的歷史，對于我們今天的對外開放、文化交流是有啟迪作用的……如果把絲綢之路從長安向東延伸，經沿海口岸東渡日本，那么萬里絲路像一條無形的文化大運河，把東方和西方全線溝通。絲路文化在人類歷史上放出了燦爛的光輝。”

　　據蘇州大學著名學者沈福偉所寫《絲綢之路與絲路學研究》一文中指出：“絲綢之路原本只是對亞洲東部和中部的歷史毫無所知的歐洲人，在經過實地考察之后從大量的歷史遺存中了解到的，當時已經人煙稀少的中國西部地區在千百年前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并且在古代亞洲東部地區和地中海之間，由于頻繁的使節往來、商品交換、宗教傳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榮歷史。”

　　清華大學著名學者張國剛在《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中論述：“古代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則與絲綢之路有密切的關系，以致后世將中國與周邊世界的交流通道稱為絲綢之路，而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條實際通道，絲綢之路的產生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他同時考證：“春秋戰國之際，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的歐亞大陸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漢唐時期，絲綢不僅是北方陸路交通線上的主要貿易品，也是中國政府賜贈西方國家的重要禮品……中西方文化交流在絲綢還未成為主要貿易商品之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與綠洲之路的出現正是這種交流的具體表現，它們可謂絲綢之路的前身。”

　　絲綢之路不僅是溝通中西經濟、政治、軍事、宗教、民俗、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條大動脈，也同樣是包含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各族人民傳統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曲藝、戲劇、雜技、魔術、美術、書法等在內的巨大文化載體。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倡的那樣，“絲綢之路是世界文化對話之路”。

　　絲綢之路主要包括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從漢唐時期長安古都出發，呈扇形朝著四周毗鄰國家方向不斷延伸。傳統的陸路絲綢之路主要在中國西部的各少數民族地區，經歷2000多年，形成覆蓋中國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文學、藝術等巨大文化學術體系。

　　近百年以來，東西方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都在竭盡全力研究絲綢之路此門國際性的學問。受其學術研究影響，絲綢之路的故鄉，日益改革開放的中國近幾十年來也在奮起直追。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專家學者組織了各種學術考察活動，從陸路絲綢之路漸次擴展至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各省、市、自治區發起召開許多學術會議，組織出版眾多圖文書籍以及大量學術論文和介紹文章。

　　二、 絲綢之路文化研究著作

　　關于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論著作始自西方歐洲德國、法國、瑞典，后興起于日本、俄國、美國、印度等東西方國家。自從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德國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寫成專著《絲路》。從此，“絲綢之路”這一稱謂得到世界承認。概括地講，絲綢之路是自古以來從東亞開始，經中亞、西亞進而聯結歐洲及北非的這條東西方交通線路的總稱。100多年來，世界各國大批優秀學者將畢生精力傾注于這一領域，絲綢之路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德國波恩大學宗教研究所學者克林凱特所著《絲綢古道上的文化》，1989年初由聯邦德國杜蒙特出版社出版。譯本于1994年由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趙崇民譯，賈應逸校。荷蘭學者胡四維著《漢代絲綢貿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