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著名絲綢之路學專家布爾努瓦所著《絲綢之路》，已出版10多種版本。耿昇在《法國漢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一文中高度評價：“布爾努瓦夫人于1963年出版了一本綜合論著《絲綢之路》。這是法國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學的、具有嚴格限定意義的絲路專著。書中既使用了豐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漢文-藏文及印度古代資料，又使用了近現代各國學者的成果，特別是對絲綢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做了深入探討，重點研究的是絲路的歷史概況和絲綢貿易史。此書在問世后的30多年間，其法文本先后修訂兩次重版(1986年和1992年)，又陸續被譯成德文(1964年)、西班牙文(1964年)、英文(1966年，第2版)、波蘭文(1966年)、匈牙利文(1972年)、日文(1966年)和中文(1983和2001年出版的筆者的中譯本)等文本出版。全書文筆優美，通俗易懂，是一部終久不衰的國際暢銷書。其中《天馬和龍涎》一文，詳細介紹了12世紀之前絲綢之路上的物質文化傳播。”

　　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戴仁與德國學者埃米爾·畢勒合作，于1986年出版了《絲綢之路，風景與傳說》著作。這是一部圖文并茂的力著，行文雖簡練，資料卻相當豐富。戴仁又于1988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圖的《馬可·波羅的絲綢之路》，我國大陸和臺灣均出版了中譯本。書中搜集了13世紀以來西方有關中國的圖畫、素描畫和繪畫，均為稀世珍品。雅克·昂克蒂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下，于1992年客串出版一本《絲綢之路》，1995年還推出了另一部姊妹篇著作《絲綢之路資料集》。

　　法國籍伊朗學者阿里·瑪扎海里先生的學術著作《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宋峴在《珍貴的文獻豐碩的成果 ——〈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讀后》一文中無限感慨：“我國學術界對‘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歷時已久，成就斐然。 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形成以來的兩千余年的史實掌握得很少，對某些問題的研究仍然落在外國學術界的后面。對絲綢之路上扮演著主要角色的中國和伊朗，也甚乏對兩者文化的比較研究。我國學術界尚未出現過在內容和分量上與之相類的學術專著。這充分表明，我國學術界在‘絲綢之路’研究和中國伊朗關系史研究方面尚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期待這方面的成果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40年以來，絲綢之路的名稱已在日本廣為流傳。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游走絲綢之路的日本人中，不僅有東洋史的研究者，還有文化人類學家、作家、畫家、攝影家等。加上許多日本普通游客，人數已達10萬以上，其間1980年播放NHK大型電視節目《絲綢之路》向日本人普及了此條國際通道的基本知識。日本絲綢之路研究日漸繁興，白鳥庫吉、藤田豐八、羽田亨、石田斡之助諸學者貢獻頗大，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史學研究科教授長澤和俊先生關于絲綢之路文化方面更是捷足先登，其著述如，《東西文化交流——新絲綢之路論》、《絲綢之路——過去與現在》、《絲綢之路的終點站——赴正倉院之路》、《絲綢之路文化史》等，長澤和俊著、鐘美珠譯《絲綢之路史研究》是他的集大成代表作。中國學術界與日本學者共同論證，將“北京—奉天—寧古塔—依蘭—伯力 —庫頁—日本”這一中國絲織品傳入的路線，稱為新的“北方絲綢之路”。由于日本人最初是從阿伊奴人(蝦夷人)那里獲得這些中國絲綢的，故而稱這些中國絲織品為“蝦夷錦”。另有日本學者足立喜六《論絲綢之路》， 加藤九祚著、良景之譯《草原絲路的民族與歷史》，護雅夫《絲綢之路與粟特人》，松田壽男《絹馬貿易與‘禺氏之玉’關于最早的絲綢之路》、《論絲綢之路》等。

　　俄國的東方學盡管起步較晚，發展卻相當快，其成果也令世人矚目。俄國歷代東方學家的研究成果中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俄國學者對亞洲各國各地區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顯著。俄國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很早就重視研究東方語言，重視培養通曉東方國家語言的人才。如1725年俄國在伊爾庫茨克創辦了蒙文學校，1739年在莫斯科開設了漢語學校，1741年在彼得堡開辦了滿語班，類似的波斯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專門學校或教學機構也相繼出現。語言是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寶庫。借助語言文化進行絲綢之路研究，姆·伊馬納里耶夫《現代偉大絲綢之路的興起——經濟繁榮與和平之路現代國際關系》，阿·阿卡耶夫《絲綢之路外交東歐中亞研究》等即為此方面的重要成果。

　　瑞典籍世界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終生迷戀絲綢之路探險與考察，他一生最為人稱道的一個是發現樓蘭古城，一個是填補地圖上西藏的大片空白。1933年1月，斯文·赫定投身于他的第四次中亞探險隊即西北科學考察團(1927～1933)的結尾工作。1933年8月，他受中國政府委托，組建西北公路探險隊，勘察通往新疆塔城、伊犁、喀什的公路路線。這是斯文·赫定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亞探險，時間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關于這次探險，他寫了三部著作：《馬仲英逃亡記》、《絲綢之路》和《游移的湖》。其中《絲綢之路》一書主要記述沿絲綢之路全程1.6萬公里旅程中的見聞。

　　關于國內絲綢之路研究方面的學術著作諸如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的武伯綸著《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王嶸、李強主編《絲綢之路樂舞藝術》、《絲綢之路造型藝術》，楊建新、盧葦著《絲綢之路》， 田恒江、周德廣撰《絲綢之路漫記——甘肅分冊》，成一、趙昌春撰《絲綢之路漫記——新疆分冊》，絲綢之路考察隊編著《絲綢訪古》、陳良著《絲路史話》等。

　　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著作如姜伯勤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鄧廷良著《絲綢之路：西南卷》，黃新亞著《絲綢之路：沙漠卷》，雷茂奎、李竟成著《絲綢之路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杜亞雄著《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 趙汝清主編《絲綢之路西段歷史研究——兼論沿途民族遷徙及國家關系》，黃盛璋著《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張志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四川大學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綜合考察課題組編輯《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等。

　　21世紀初出版的著作如巫新華著《駝鈴悠悠：中國古代絲綢之路》，馬通著《絲綢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李強著《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呂余生著《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劉鳳鳴著《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石云濤著《三至六世紀絲綢之路的變遷》，戴之昂著《海上絲綢之路歷險記》，顧澗清著《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張燕著《長安與絲綢之路》，楊共樂著《早期絲綢之路探微》，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趙豐主編《絲綢之路美術考古概論》，李明偉主編《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陳世良著《絲綢之路史地研究》等。

　　特別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考察合作項目圖書、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絲綢之路叢書——絲綢之路戲劇文化研究》，連續出版了近30種絲綢之路研究。田衛疆《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術長卷絲綢之路研究叢書評述》，文中論述：“新疆人民出版社適時地推出的這套 20卷‘絲綢之路’研究的煌煌巨著即是該領域學術話語權轉化的有力證明，其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值得充分肯定。” “各卷內容都在充分吸收當今國內外學術界成功基礎上，以大量精確而富有說服力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大視野、多角度拓展了‘絲綢之路’的內涵和外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了以往‘絲綢之路’探索范圍，將‘絲綢之路’學術研究向前推動了一大步。” 叢書中涉獵絲綢之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書籍諸如李強著《絲綢之路戲劇文化研究》，蓋山林著《絲綢之路草原文化研究》， 王炳華著《絲綢之路考古研究》，金秋著《絲綢之路樂舞藝術研究》，宋博年、李強著《絲綢之路音樂研究》，陸暉著《絲綢之路戲曲研究》等，充分顯示了新疆地域在絲綢之路領域研究的優勢。 

　　關于國內外編撰絲綢之路研究方面的成果，較早見于20世紀80年代日本東大寺教學部編《絲綢之路往來人物辭典》。我國陸續推出的大型絲綢之路辭典如雪解主編《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李凱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絲綢之路大辭典》等。 

　　王三北在《評〈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一文中評價：“《絲綢之路》雜志社、西北師范大學西北文化研究所主編，80余位專家學者和有關專業人員歷時4年編撰的大型歷史文化工具書《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現在已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辭書，在內容上集國內外絲綢之路學術研究之大成，因而它對今后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學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全面、翔實和有價值的資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的編寫出版，是甘肅學術界，同時也是我國近年來關于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收獲。”李健彪在《恢宏浩繁資料翔實——評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的〈絲調之路大辭典〉》與薩仁娜《絲綢之路研究的新成果——周偉洲等編〈絲調之路大辭典〉》中對此部辭書給予高度的評價。